云顶娱乐:迈四大门槛可化解招工就业难的结构性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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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主办的“财经战略年会2012”上,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表示,目前劳动力相对紧缺,新生代农民工能相对容易找到待遇不错的工作;在这样一种激励下,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出现一种趋势,即放弃念高中,甚至放弃念初中。

部分企业出现“招工难”,部分求职者反映“就业难”,这一结构性矛盾在不少地方叠加显现。专家认为,产生这种有悖我国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现象,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反映出我国就业体制、教育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诸多方面的问题。目前来看,化解日趋加剧的“两难”矛盾需迈四大门槛。

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对当前的就业形式作出了总结式描述,“就业压力总体上持续增加和结构性用工短缺的矛盾并存”,一时间“结构性用工短缺”这个此前鲜见报端的新词引起更多人关注。扩大就业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今年就业的预计目标也已经定为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6%以内,在就业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为何会出现“结构性用工短缺”这一矛盾?究竟什么是结构性用工短缺?如何化解这一短缺与就业压力并存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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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趋势,为将来的潜在危机埋下伏笔。因为未受良好教育,这些劳动者可能难以适应未来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需要;当这部分人沦为就业困难群体,由于现行城镇化体制不配套的原因,就业困难可能会导致社会的不安定。

——88.2%企业处于缺工状态,42.1%求职者就业不乐观

拥有13亿人口的中国,每年新增1000多万劳动力,这让就业成为与医疗、住房、教育等几大民生问题并列的社会难题。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下,2009年比往年的就业压力更大,2008年底至2009年初,我国失业率达到4.3%,创出近4年来的最高。同时,近年来由于中国高等教育逐步大众化,毕业后需要就业的大学生逐年增加,大学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也呈现逐年下降趋势。就在中国就业压力持续增加的同时,近年来广东等地却经常出现“招工难”、“民工荒”等现象。今年年初,这一矛盾表现更加突出,民工荒、招工难成为不少企业尤其是沿海一带民营企业面临的“头疼”难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我国作为人口大国,一直以来都存在巨大的就业压力,但是现如今我国的就业形势愈发复杂,不能用“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渠道”这样简单的思维来看待。在人口老龄化、高校扩招、产业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影响下,我国的就业格局呈现出一个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这将是我国今后长期存在的一个就业问题。

蔡昉表示,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中国要想成功实现结构转型,并获得持续发展,现在需继续维持高校扩招等政策,为未来创新驱动的社会积累人力资本。

最近,湖北工业大学与湖北省总工会联合开展历时3个月的调查,调查人员走访了武汉、黄石、宜昌、襄阳、荆州等市及所辖13个县市区29家人力资源市场,对不同行业、不同规模、不同所有制的236家用人单位和省内5所大专院校及数百名求职者进行专题调查。

如南方某市经贸局年初调查了辖区内176家规模企业节后开工情况发现,该市六大主导产业企业的开工时间、开工率情况不一,结构性缺工现象比较突出。其中机械装备制造、铜加工及新型材料、环保新能源等主导产业的企业已经开始正常生产,基本上没有产生严重的“用工荒”现象,但袜业、纺织服装、珍珠业等主导产业均存在开工迟、招工难的情况。该市有关负责人当时分析,这三个产业的大部分企业到元宵节后,甚至更晚才能开工或恢复生产,并且预测纺织服装企业在今后较长一段时间内仍将存在用工短缺现象。

  首先是招工难,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看待。第一是民工荒,多年前,我国的劳动力供给属于一个无限供给的状态,庞大的人口规模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特别是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产生了关键性作用,众所周知这一产业在很长一段时期,都是支撑长三角、珠三角乃至整个东部地区发展的重要基础。但是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快速逼近和国家对三农的持续关注等因素影响,我国的劳动力不再是无限供给,而变成有限供给,一方面劳动力减少,另一方面是农村劳动力出现回流。这就形成了近几年让东部地区头疼的招工难问题。

新生代农民工隐忧

湖北工业大学经济学教授胡放之介绍,调查发现,多数企业招不到工,求职者一职难求。有88.2%的单位反映处于缺工状况,长期缺工的占58.5%,短期性、临时性缺工占30.1%。其中,纺织服装、餐饮服务等行业经常性缺工,而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建筑业单位缺工以短期性、临时性缺工为主。往年企业主要缺技工,但当前56.8%的企业最缺普工,其次才为专业技术人员,占37%,管理岗位缺工占比仅7%。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邓维龙谈到广东“用工荒”时表示,目前主要是结构性的用工短缺,所谓结构性短缺就是说大企业不缺,中小企业缺;普工不缺,高级技工缺;长期稳定工不缺,那些季节工缺。

  如何解决招工难问题?劳动力的绝对值不可能快速增加,所以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必然的,为了应对这一问题,我们的产业转型升级是必须的,以此摆脱产业发展对大量劳动力的依赖。但这样一来,又出现了另一个招工难问题,那就是高级技工的短缺。随着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普通的工人已经难以满足企业的发展需要,也就是说很多企业刚刚通过技术的升级换代摆脱了对农民工的依赖,却又面临高级技工短缺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的解决更具有紧迫性。

蔡昉指出,中国经济未来十年,处在一个增长适度放缓、潜在增长率下降的阶段。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变化,就是产业结构加剧调整。

与此相对的是,求职者仍然一职难求。44.2%的求职者找工作用了两个月以上,14.2%的求职者找一份工作要花5个月以上的时间,42.1%的求职者对就业不太乐观或很不乐观。已就业者跳槽现象突出,54.7%求职者曾在两个或3个不同单位工作过,45.3%的求职者在一个单位工作没有超过两年。

显然,结构性用工短缺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如何理解这一现象的产生?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代表、委员表示,目前空缺岗位需求主要在第二产业,特别是加工制造业的中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这部分需求农民工难以满足,但高校毕业生又不愿从事。同时,我国城市化水平低、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难以吸纳大量的高校毕业生。这就造成不少地方七成企业出现用工荒,甚至出现大学毕业生和农民工的工资待遇越来越接近的现象。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其次就是就业难,特别是大学生的就业问题。据统计,新生劳动力半数是大学生,而青年的失业率又高于整体失业率。这个问题的出现与高校扩招、高校培养模式与市场脱轨都有关系。简单说,就是人与岗位不匹配。高校在扩招时,往往盯住的是热门专业,计算机、法律、国际经济与贸易、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在各个类型高校中如雨后春笋一般出现,但是很多高校不仅缺乏科学的培养手段,并且偏重于理论而忽视实践能力的培养,这就让很多大学生毕业后缺乏就业技能。同时,扩招的专业往往与管理岗位、服务业岗位密切相关,而我国在高端制造业、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背景下,能够向大学生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庞大的就业需求。如此一来,能力与岗位不相匹配,专业与岗位不相匹配的问题就出现了,大学生出现就业难就成了理所应当的事情。

产业结构调整,要求劳动者从某些部门,转移到另一些部门。放在中国的现实中看,就要劳动力从劳动密集型的第二产业,转移到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或者是资本密集型第二产业和技术密集型第三产业等。

胡放之说,招工难不仅是行业或局部现象,已显现出向纵深蔓延的势头。不仅纺织、服装、餐饮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出现了“用工荒”,连生物、医药、能源等技术或资金密集型企业也相继出现用工短缺问题;不仅湖北省企业用工短缺,东南沿海企业也加大了向湖北省各地及大专院校招工招聘的力度。但尽管如此,毕业生仍然对就业前景充满担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莫荣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出现用工短缺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一是经济回暖,外贸订单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有一定增长。二是由于生产加工和服务型企业劳动力流失加快,造成企业用工需求增长,在春节前后劳动力供求旺盛阶段,供求矛盾更加突出。三是薪酬问题。我国沿海很多劳动密集型企业薪酬不高,但在这些地方生活成本高,造成农民工外出打工的收入除去生活成本,可能和在内地生活差不多,因此一些农民工选择留在本地或到中西部地区务工。四是与新生代农民工价值观念等转变有关。据调查,目前劳动力市场上“80后”和“90后”农民工达1亿左右,他们的工作要求出现了新变化,对职业发展、收入等有了更高的要求,因而劳动力的流动性增强了。五是目前中央对新农村发展非常重视,农民的生活质量也逐步提高,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农民选择在当地创业和就业,劳动力开始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认识就业问题必须要抓住本质和规律,要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问题纳入经济社会改革发展全局来看。从现如今来看,我们除了要继续保持稳定的经济增长率,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之外,还要大力开展就业培训和服务,引导人才和社会需求更加匹配。除此之外,坚持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通过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发展高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和现代农业,挖掘各个产业的就业潜力更是治本之策。

劳动者的转移,需要相应受教育年限的提高。即便相对简单的转移,从劳动密集型第二产业转移至劳动密集型第三产业,这要求劳动者受教育年限提高半年。

——四道关卡让毕业生裹足不前

尽管现在还很难判断结构性用工短缺与就业压力持续增加这一矛盾是否将长期存在,但至少这一矛盾的出现已经引起国务院的高度关注,如何化解这一矛盾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有业内人士认为,就业的最大难点不是待业人数太多,而是就业观念的偏差和人才结构的不合理,缓解我国日益严峻的就业形势,首先要转变观念。特别是对于高校毕业生以及新生代农民工,等待观望、待价而沽、好高骛远和盲从攀比的“四种就业心理障碍”,既不利于求职者实现顺利就业,又不利于企业正常开工,更不利于和谐劳动关系的建立以及社会稳定。

根据我国过去三次人口普查,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提高,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过去十年中,成年人受教育年限仅提高1.3年。而过去20年,是高校扩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等教育大发展的重要时期。

企业有岗位招不到工,即有事没人做;毕业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即有人没事做。胡放之认为,出现这种矛盾现象是各种结构性及非结构性因素的综合反映,从非结构性因素看,大学生自身能力、职业发展空间、待遇及家庭背景与社会关系对毕业生就业都有直接影响。

但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矛盾必须加以重视与解决。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阜阳市市长孙云飞建议,应从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进实施现代农业,畅通用工信息渠道等方面着手解决。全国人大代表、淄博市政协副主席王法亮在“两会”期间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就是发展高质量的高等职业教育,为“转方式调结构”提供技能和技术保障。

而根据多国经验,当劳动群体受教育程度达到一定阶段后,要实现人力资本的提高,路径变得越发艰难,往往演变成一个滑坡的过程。很多国家,如美国、欧洲、日本等国,都出现人力资本滑坡的现象。因为这个时期,市场产生了一些负面激励。这带来了未来就业的第一个挑战。

企业数量和规模不断扩大,用工不断增加,但这些企业急需招聘大量掌握熟练技能的技工或高级技工,“而这恰恰是大学毕业生们所不具备的,大学生自身能力发展不足,难以适应企业发展要求。”调查中,28%的企业认为,岗位技术要求高、人员素质难适应是企业缺工的重要原因。

如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现在就隐藏着一个潜在危机。目前我国城市就业人群中,有三分之一是农民工;在新增就业人群中,有三分之二是农民工。而农民工中有60%-70%是新生代农民工。

最能吸纳人力资源的中小型企业,创新能力显得不足,有56.8%的岗位需求是普工。“这些岗位处于行业低端,重复性劳动多,留给大学生发展的空间有限。”胡放之说。还有不少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产业盲目提高用人规格,却不能同等地提供晋升渠道和待遇,大学生不能实现自我发展的需要,有了经验就往更好的地方去了,企业成为人才培养基地,陷入不断招工、不断流失的恶性循环。

如今,在劳动力出现短缺,普通劳动者工资上涨更快,受教育年限未能与工薪待遇同比例提高的现状下,带来了一种负面激励,人们选择不读书。这些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中,就有一个倾向,因为工作好找,待遇不低,因此他们不再读书,很多不仅不去读高中,甚至连初中都没有读完。

薪酬与缺工呈负相关系,企业平均工资在1000元以下时,缺工率为31%;平均工资在1001-1500元时,缺工率为24%;平均工资达到2501-3000元时,缺工率仅为3.1%。“薪酬不高,不仅难以回报昂贵的教育投入,还难以应付谈婚论嫁、购房持家、哺育孩子等现实问题,”胡放之认为,“招工难就业难,实质上招廉价劳动力难,同时反映出求职者实现职业愿景难。”

现在就业形势大好,还看不出问题。但当这代人到三四十岁的时候,由于教育的缺失,使得他们成为劳动力市场不能接受的一群人。

“社会上的‘拼爹’现象直接使得大量来自农村的贫困大学生就业质量低、就业情况很不稳定,向上流动的渠道越来越窄。”胡放之说,调查中有35%的员工是通过家属或朋友帮助实现就业,有26%的员工是通过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介绍就业,他们很难进入一些好企业尤其垄断企业。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因为从没有务过农,名下甚至没有承包的土地,他们没有想过要回到土地上去。他们在农村里,找不到认同感和归属感。但同时,在城市里,他们没有得到城市的户口,不能享受城镇的基本公共服务,也没有认同感。

——化解“两难”至少要过四大门槛

因此,当这部分人遇到困难时,经济上的就业困难,很可能演变成社会的不安定。

专家认为,产生“招工难、就业难”这种现象,有悖我国劳动力相对充足的社会现实,折射出社会多重深层次原因,要化解这一结构性矛盾至少要跨过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教育结构和分配结构这四道“门槛”。

同时,发达国家在人力资本策略上的失败,也为我们提供了教训。如美国。美国到今天,仍然有最好的高等教育。但美国的适龄青年中,有50%的人,连高中都不上,这在发达国家中很少见。恰恰是这部分人,他们拱手把自己的岗位,让给了其他国家,因为他们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

“人往高处走,不同城市之间就业机会和未来发展机会也存在差异,众多求职者涌入大城市或流向经济发达地区,也就不足为奇了。”胡放之认为,造成这一地区差异的原因与产业结构有很大关系。以湖北省为例,传统产业比重大,用人需求不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够,人员吸纳能力也有限,一些竞争性行业和民营性质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是大学生的主要雇主,但只有不断进行产业升级,才能满足大学生自我发展需要,所以解决“两难”问题,调整产业结构很有必要。

高校扩招不能停

目前的就业结构对大学生也不公平,一些企业尤其垄断行业为降低人工成本、规避劳动关系责任,大量使用劳务派遣工,一方面占据了本属于大学生的就业岗位,一方面劳务派遣工学到本事就跳槽,离岗弃职无所顾忌。数据显示,湖北省垄断行业或少数国有大型企业劳务派遣工用工量已超过四成以上。胡放之说,长此以往,不但技术骨干会不断流失,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社会问题。

蔡昉进一步指出,在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下降的背景下,通过需求刺激经济增速超越潜在增长率,可能带来严重后果,如通货膨胀、产能过剩、要素价格的扭曲、偏离比较优势等。

校企供需脱节,是引发“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重要原因。高校专业同质化严重,市场需求已近饱和,而新的专业结构调整没能及时跟进,致使某些企业急需的专业人员,在高校却无人可招。相反一些地方的职业技术学校由于机制灵活,专业设置能够随市场需求相机调整,办学方向与市场导向契合度高,学生就业形势普遍好。

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提出“制度改革红利”,希望通过改革,来提高潜在增长率。而提高潜在增长率过程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自于就业。

“收入分配不公是引发招工难、就业难的根本原因。”调查发现,垄断行业职工年均收入高达全国职工年均收入的数倍甚至十倍以上。垄断行业凭借自身优势吸引求职者,出现了百人竞一岗、千人争一职的极端现象,而经济效益差的企业或社会地位低下的职位却少有人问津,大学毕业生宁愿在家啃老也不愿到小企业做一般工人。

要提高潜在增长率,说白了就是要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资本的供给、资本的积累,还有劳动生产率。

——从深层解决“两难”叠加问题的五点建议

对此,蔡昉给出的政策建议是,要延续从本世纪初以来的积极就业政策。不过,目前积极就业政策的内涵有所改变。在新形势下,就业岗位的创造不再是主要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即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政策,应该向以结构性失业为主攻方向的新就业政策。

专家认为,在当前乃至今后一个时期,湖北等中部省份劳动力市场仍显供大于求的趋势,“就业难”将是长期存在的问题;而“招工难”则是各种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反映,是一种阶段性、结构性的现象。要解决好这一问题,应把充分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战略来考虑,科学合理地配置人力资源。专家为此建议:

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到峰值,现在是负增长。在劳动力总量不可能增加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来源,即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提高劳动力供给。

成立各级就业指导委员会,将就业工作纳入区域发展规划进行统筹安排。有利于强化人社、财税、工商、民政、公安、教育等政府职能部门协作,联手推进各项就业政策的衔接与落实;有利于统筹解决困难就业群体、农村富余劳动力、城镇新生劳动力、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有利于整合各种就业服务资源,合力突破体制性机制性障碍,提高经济发展和用工需求的匹配度。

针对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对经济潜在增长的影响,蔡昉做过一个测算,发现效果非常显着:在2011年到2020年期间,如果每年能使劳动参与率提高一个百分点,就可以使经济潜在增长率提高0.88个百分点。

鼓励各地建立劳动力市场联盟。由各地就业主管部门牵头,建立劳动力市场联盟,不但可以有效整合各方资源,搭建起互联共享的信息网络平台;还可以统筹兼顾各方利益,加强各方密切协作,通过完善服务功能,拓宽就业渠道,规范用工行为,进而引导劳动力有序流动。

在提高劳动生产率上,蔡昉建议要继续坚持目前高校扩招的政策。因为通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显着提高;同时,高等教育也能为高中教育提供激励。

加大对小企业的扶植力度。小企业特别是微小企业,一般处于产业链末端。由于经营门槛低、平均利润率低、工资水平低、员工流失率高,致使这些小企业成为受累于“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政策洼地。但是,这些劳动密集型企业则是安置就业的主渠道,支持小企业发展,是实现充分就业的必由之路。因此,必须综合运用财政、税收、金融等手段,加大对小企业的扶植力度。尤其是在小企业相对集中的工业园区,要统筹规划公租房、学校等公共服务配套设施建设,为小企业招工留人营造良好的条件与环境。

这方面日本的经验教训值得警示。日本曾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高校扩招,出现了大学生就业难,工资下降,高等教育质量下降的现象。社会舆论提出批评,结果日本屈从于社会压力,停止了高校扩招。等到1980年代后期,当日本经济必须要靠创新才能继续发展的时候,它的人力资本是不足以支撑的。

大力发展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据悉,制造业高度发达的德国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办学比例为3︰7,而我国则恰恰相反。要解决好我国职业教育“短腿”问题,首先,争取通过国家立法确立职业教育的地位,使其在公共资源与生源配置上享有与高等教育同等的待遇。其次,要加大教育体制改革的力度,适当缩小高等教育规模,扩大职业教育规模,有条件地将大学三本独立学院改制为职业技术院校,对各类职业高中和技工学校给予更多的政策扶植,形成多结构、多门类、多层次的职业教育网络体系。第三,要加强校企对接,培养企业急需的实用人才,使职业院校成为培训高级技工的“摇篮”。

除了要通过高校教育等,提高新增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要提高劳动生产率,也需要在存量劳动力上下功夫。蔡昉建议,可以通过各种方式,从国家到社会,到企业,来解决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工这个群体的培训和再教育的问题,使他们的技能不断提高。

注重解决好分配领域的突出问题。行业收入悬殊,社会分配不公,是引发“招工难、就业难”问题的根本原因。要严格执行国家“限高、扩中、提低”的收入分配政策,协调政府相关部门打出标本兼治的“组合拳”,从根本上矫正社会平均利润率“扭曲”问题。要严格限制垄断行业工资过高增长,切实将对中小企业减税让利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同时,要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依法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平等协商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进而形成劳资双方共商、共决、共享、共赢的利益协调机制,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促进社会充分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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